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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三個向度

 2019-12-20 09:31:39  來源:   
導讀: “楓橋經驗”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黨領導下基層創造的社會矛盾化解經驗,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美麗風景線。進入新時代,各地在“楓橋經驗”引領下

“楓橋經驗”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黨領導下基層創造的社會矛盾化解經驗,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中國社會治理的美麗風景線。進入新時代,各地在“楓橋經驗”引領下各具特色的豐富實踐,匯聚升華為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框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深刻把握“楓橋經驗”的原初精髓和現代取向,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使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更大作用。

一、群眾路線是本色,要始終以教育發動依靠群眾為根基

20世紀60年代的“楓橋經驗”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歷史原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新起點。“黨的領導”和“依靠群眾”是歷史原點與新起點之間一以貫之的“紅線”。“群眾”是“楓橋經驗”的第一關鍵詞。1963年11月22日,毛澤東研究部署,將浙江諸暨鄉村創造的“楓橋經驗”推向全國。他批示:“這個經驗材料,不僅人大代表要了解,四級干部也要教育。”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群眾”及其作用。毛澤東深知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和重要性。他不斷教育全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始終領導全黨教育群眾、動員群眾、依靠群眾,運用群眾的智慧和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對于如何總結提煉諸暨縣楓橋區七個公社發動和依靠群眾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做法,他以非凡的智慧和高度的敏銳直指關鍵,要求“搞個千把字的材料”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群眾為什么懂得要這樣做,二是證明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公安機關是最早向中央匯報“楓橋經驗”的機關。毛澤東叮囑:“你們公安部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如何做群眾工作,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以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毛澤東認為,楓橋區七個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所以能“制服敵人”,“把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改造成新人”,靠的就是群眾工作。即由基層黨組織教育發動組織鄉村群眾,由“覺悟”了的群眾監督改造反動勢力。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政治優勢和看家本領。

從毛澤東發現、闡發、推廣“楓橋經驗”的著力點、思路、目的不難看出,黨的領導是“楓橋經驗”的靈魂,群眾路線是“楓橋經驗”的“基因”、本色、底色,教育發動依靠群眾是“楓橋經驗”的根基、核心、精髓。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批示“要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強調的就是群眾路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相關制度即屬于其有機組成部分,為“把尊重民意、匯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貫穿黨治國理政全部工作之中”提供了有效途徑。無論時代怎樣變化,“群眾”的成分和范圍怎樣變化,“楓橋經驗”的內涵、形式怎樣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的“基因”、本色、底色不能變。這是黨的宗旨和執政規律、社會治理規律的要求,也是它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

脫離群眾的危險是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通過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著力防范脫離群眾的危險”。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發展“楓橋經驗”、推進社會治理開辟了廣闊天地,我們要積極“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以此豐富發展“楓橋經驗”。同時,也要警惕互聯網時代滋生脫離群眾的新因素。實踐表明,“信息技術主義”與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一道,正在誘發脫離群眾的危險。的確,網上聯系群眾、教育群眾、發動群眾、服務群眾更便捷、更高效、更廣泛,但它不能取代網下的群眾工作。面對面的群眾工作具有獨特的直觀性和親和力,是黨和人民群眾“魚水情”最重要的載體。基層組織和黨政干部如果過于“崇拜”信息技術應用,沉溺于“網來網去”,單純地網上“隔空喊話”“隔網辦事”,思想和情感就會停留于“淺交流”,“魚”就會有脫離“水”的危險。久而久之,黨群、政群、干群之間就會發生物理、心理、情感的疏離,教育發動依靠群眾的深度、效果就會打折扣。因此,互聯網時代發展“楓橋經驗”,一方面要創造性地做好網上群眾工作;另一方面要完善黨員、干部聯系群眾制度,健全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像“走親戚”一樣經常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把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組織周圍。

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提高了基層政法機關發展“楓橋經驗”、服務群眾、管理社會的能力。同時也要看到,基層單位如果單純依賴“技術”,忽視了將專門工作與群眾結合,忽視了面對面的群眾工作,事業就會遭受損失。無論信息技術應用怎樣創新,實打實、面對面的群眾工作不能削弱。國內外的一些情況表明,有了群眾支持,專門機關就有了“千里眼”和靠山;遠離了群眾,即使掌握高級信息技術手段,也可能成為“聾子”“瞎子”和“跛腳鴨”。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如何在復雜斗爭形勢下不忘依靠群眾、善于依靠群眾,既是重大政治問題,也是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需要回答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二、激發活力構建和諧是初衷,要矢志不渝扭住“兩個最大限度”

“兩個和諧”即促進社會關系和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黨中央確定的兩大目標。科學認識矛盾、正確處理矛盾,通過推動矛盾運動促進社會進步社會和諧,是我們黨重要的方法論,也是“楓橋經驗”保持活力的實踐源泉。當初楓橋區“捕人少,治安好,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效果,就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和諧目標,其著力點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

毛澤東一向善于把握并推動社會矛盾運動。1956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提出“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并存。順利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妥善處理好這些社會矛盾,調動積極因素。如何正確處理社會消極因素特別是棘手的敵我矛盾,是黨中央思考的重大戰略問題。1963年,楓橋區通過發動群眾,運用評審和說理斗爭的方法,將911名反動分子“制服”,使絕大多數人轉化為“新人”。干部群眾本來要求政府逮捕的45人,也不用“上交”專政機關“法辦”,而是留在生產隊里工作生活、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實現了中央“一個不殺,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針。

“楓橋經驗”體現了毛澤東矛盾論和治理思想的精髓。他從矛盾對立統一、有條件轉化的角度,看到了從社會基層促使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就地化解敵我矛盾的有效途徑,從楓橋鮮活的實踐經驗中提煉出執政條件下駕馭社會矛盾的戰略智慧。毛澤東提出對基層出現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一定要“打下去”,但是必須走群眾路線,通過說理的方法教育人、引導人、轉化人,“這是最主要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方法”。他強調“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

發動群眾,通過教育人改造人促使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被毛澤東譽為“楓橋經驗”“最基本的一條”,具有很強的政策效力和方法論意義。“楓橋經驗”在全國推廣、發揚,扭轉了當時一些干部習慣于按照革命時期的經驗辦事、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狀況,極大鞏固了政治安定團結。

正是沿著毛澤東思想指引的方向,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最大限度”,要求全黨“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黨的十八大提出:“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高度,提出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處于新時代,如何實現“兩個最大限度”,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特別是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重大課題。當前,人民內部矛盾量大面廣,易發多發。一些基層甚至成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堰塞湖”“火山口”。這些矛盾耗費了巨大社會資源,影響了當地的改革發展穩定。在新時代“楓橋經驗”引導下,許多地方實現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釋放和激發了社會活力。但也有的地方學習“楓橋經驗”流于形式,有的干部“蜻蜓點水”、熱衷于“秀”便民服務,根本不會做、不愿做、不敢做教育轉化人的工作。還有少數人患上了“權力任性癥”,遇到難處理的矛盾,哪怕矛盾起因于自身決策、施策錯誤,也往往對群眾“動粗”“動硬”,一“打”了之。對于應該依法打擊的違法犯罪人員,也很少做耐心細致的轉化工作,而是推給專政機關一“抓”了事。表面上看,這樣做很“省事”,但實際上很“惹事”,不但沒有轉化消極因素,反而造成新的矛盾,甚至激化擴大矛盾沖突,有的釀成極端公共安全事件。

西周時期的執政者就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政訓。人民政權在國家機器比以往更堅強有力的情況下,更要“慎捉”“少捉”,著力教育轉變,以贏得民心、縮小對立面。這是“楓橋經驗”社會治理理念的成功之處,也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歷史經驗的寶貴啟示。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變,人民內部矛盾絕大部分是非對抗性矛盾。如果說理等教育工作做得好,非對抗性矛盾就能順利化解,少數對抗性矛盾也能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否則,非對抗性矛盾會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向敵我矛盾方向轉化。

當前斗爭形勢趨于復雜,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寧,對基層、市域、邊疆出現的各類“歪風邪氣”、違法犯罪活動一定要“打下去”,同時要講究“打的方法”,以“楓橋經驗”揭示的治理理念為引導,把眼光放在把絕大多數有問題的人改造成“新人”上,防止出現“習慣于單純依靠公安、司法機關,采取簡單的辦法去解決問題”的錯誤想法做法,努力通過“兩個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力、發展活力,保障群眾安居樂業、社會長治久安,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厚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三、危機管控是底線,要筑牢抗風浪的基層“防波堤”

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目標取向。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類面臨的風險的多元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及影響前所未有,國家興衰安危、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多地取決于風險治理的效果。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在傳統優勢基礎上,融入現代社會治理的理念制度方法技術,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實現時代性、人民性、現代性的統一。把握現代社會的“風險社會”屬性,著力于“風險治理”,是時代對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發出的呼喚。

200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批示“楓橋經驗”40周年大會上指出,要牢固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的政治意識,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當前,維護社會穩定首要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講了兩個“前所未有”,即“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號召全黨“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

無論來自經濟社會領域還是來自自然界的風險,都會在基層社會有所顯露、表現。其引發的社會安全事件、公共衛生事件、事故災難、自然災害,直接影響的也往往是基層社會。基層是我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前沿。新時代“楓橋經驗”及相關制度、機制和體系,構成我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防線。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把防范化解風險作為其重要內容。基層是我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前沿。新時代“楓橋經驗”及相關制度、體系,構成我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防線。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必須加強基層防范化解風險防線,提高基層駕馭風險本領和實操能力。

(一)將防風險融入“楓橋經驗”理念,提高預測預警預防風險能力。

“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從中國古代社會動蕩到西方現代社會運動,都表明基層社會是感知社會風險的“神經末梢”,是國家“神經中樞”保持靈敏必不可少的依賴。時代要求基層社會提高對社會風險“漣漪”的感知度,從關注矛盾糾紛的傳統視角轉變為重視社會風險的現代視角,普遍樹立“風險社會”意識,實現“楓橋經驗”的現代性轉型。為此,要建立健全社會風險研判、防控協同機制、防范化解機制,發揮社區、群團組織、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商會、社交媒體群組等作用,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增強風險防控的整體性、協同性、精準性。從一村一社、一時一事、一人一群看局部、看全局,見微知著、把握大勢,由對“地溫”的即時感知實現對各類“風暴”的精準預測預警。如果基層社會能夠敏銳發現“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預兆,把握先機、果斷出手,就地及時化解小的風險,掌握主動,就能防止風險擴大疊加共振。如果無數基層“神經末梢”能夠充分發揮感知作用,國家“中樞神經”便能綜合研判、精準預測,進而科學統籌協調,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個“不讓”的目標。即“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

(二)將風險評估納入“楓橋經驗”制度框架,源頭防范縣域重大決策風險。

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是我國風險治理的頂層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均予以強調。國務院頒布《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將風險評估納入法制軌道,規定“重大行政決策的實施可能對社會穩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響的,決策承辦單位或者負責風險評估工作的其他單位應當組織評估決策草案的風險可控性”。2013年至2017年,在風險評估精準引導下,全國36.38萬起重大決策事項做到了風險化解在前、決策科學得當,無一引發社會沖突事件、輿情事件,占所有重大決策事項的96.68%,為維護群眾利益、保障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從實際情況看,許多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公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決策權在縣域,分別屬于縣、鄉黨委政府,或企業、事業等單位、村民(居民)委員會。因決策不當損害公共利益、公眾切身利益或單位內部成員合法權益而引發的社會穩定風險、公共安全風險,許多起源于市域、縣域特別是基層,在當地“源發性風險”中占較高比例,涉及改革、發展、民生、環境、社會管理、基層民主等多方面。在風險評估過程中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引領群眾”的要求,充分發揮“楓橋經驗”群眾工作優勢,做實做精做細調查研究、風險識別、公眾參與、科學論證等環節,就能夠把大量“源發性風險”防范在決策之前。

(三)將應急處置嵌入“楓橋經驗”工作體系,增強基層的危機管控能力。

“風險社會”理論和國內外情況表明,風險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導致公共危機,而危機一旦失控則會導致社會政治動蕩。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是在無數風險挑戰的驚濤駭浪中實現的,得益于黨領導下全國上下聯動、各地守土有責、社會齊心協力,將絕大多數公共危機事件處置在了初始階段。不少地方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基礎,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各方面力量互聯互通,形成了“人—家庭—單位—區—社會組織—界別—網上群組”等多點關聯多層交互、緊密堅實韌性的“人民網”“防波堤”。基層強大的復合性力量與國家層面巨大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有機結合,使幾乎每個點位發生的危機事件都能得到有力處置,一地出現的社會安全事件、政治安全事件難以演變成局部社會動蕩或政治動亂。反觀西亞、北非、中亞、南美等地“茉莉花革命”之所以落地成勢,社會騷亂蔓延全國、動搖大局,莫不是由于基層社會多米諾骨牌式的“坍塌”。

當前,國際國內風險不確定性加大、傳遞共振增強,不少國家和地區安全穩定危機事件頻發。我國基層社會面臨突發事件跨區域輸入、跨層級傳導性的嚴峻考驗。平常狀態下促和諧、應急狀態下控局面,是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的努力方向。為此,要以憂患意識、底線思維為引領,以“楓橋經驗”相關工作體系、機制為基礎,整合力量資源,完善防控體系,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形成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的工作機制。制訂實戰化應急預案,加強培訓和應急演練,提高基層社會整體應急管理能力,增強依法處置、輿論引導、社會面管控“三同步”效果。以就地、依法、高效、穩妥為原則,實現中小規模危機事件由縣(市)、鄉鎮(街道)自行處置,大型危機事件、復雜敏感危機事件由縣域高效能協助更高層面處置,以各“點位”平安保社會大局持續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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